Category Archives: Computers and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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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5 摘要：在信息网络(如ATM)的传输与控制中，网络资源提供者和用户之间存在经济利益的关系，这种关系将影响未来网络的发展和协议标准的形成。采用经济学原理分析信息网络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有助于对网络资源利用的公平性和复杂网络的计费标准给出定量分析，这也是我研究生课题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从理论科学和政策科学的角度分析一些现代经济学观点中合理与有歧义的成分，指出这些观点同信息网络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并讨论在建立信息网络经济模型过程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一、引言 二十一世纪人类将进入信息时代，而网络则是信息传输的载体。全球性的网络互联和资源共享将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观念，而对网络信息资源和传输介质的占有数量将决定国家、企业乃至个人的发展前景。如何有效地利用网络、管理网络是一个复杂课题，我所研究的网络资源分配和管理的经济模型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为“九五”重点项目。之所以要引入经济学概念，是因为网络资源分配受市场机制制约，其复杂性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经济学采用的对策模型对于研究经济实体(生产者和消费者)间如何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在网络共享资源的分配问题上，研究的核心思路可概括为 1.对问题复杂性加以限制：利用数学工具将资源的分配和管理进行分解协调，转化为分布式的控制问题。 2.对网络经济性能评价的价格化：假设每一消费者手中持有一定的资金以购买网络资源，生产者为消费者提供资源并收取费用，消费者购买资源以使其效益最大化，生产者则尽可能先为出资最多的消费者提供资源，整个经济系统的性能由经济实体各自的利益追求方式决定。经过研究我们发现，在信息网络的流量控制和资源分配问题上也同样存在大量的对策问题，而且其计费模型与资源分配的经济学模型非常相似，因此解决网络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必须借助于已有经济模型和对策论的研究成果，并根据ATM网络传输的特殊性提出新的优化思想。 本文不是技术性的论文，因此不可能详细阐述如何针对现有网络模型建立其经济运行的评价机制；更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技术路线尚有许多不成熟之处，我也不打算从宏观上分析信息产业如何影响人们的未来，这方面的书籍已经非常之多(如《数字化生存》)。我希望就目前经济学理论中关于“效率”问题的见解加以评述，分析现代产权经济学观点中合理与有歧义的成分，并讨论在建立信息网络经济模型过程中的价值判断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信息网络的组织、传输标准的形成和协议的一致性有助于分析和评价“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潜力，同时经济学中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论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信息网络潜在价值的多种途径。 经济学中最基本的Pareto最优以及潜在的Pareto改进概念是不能同经济学的效益最大化定理混淆起来的，这通常意味着经济变迁过程中不存在纯技术性的价值中立，而经济学家关于一种制度“有效率”或“低效率”的评述往往从实证主义观点出发，因此我们在考虑建立网络规范时若借用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必须十分小心。经济学家们自己为了能对“效率”问题发表“科学”见解而又尽量避免价值判断已经陷入了不小的误区，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越来越浓郁，而其关于市场机制的界定却越来越模糊。为此，本文努力剔除对于一种经济模型中制度安排的实证主义假定，尽可能探讨科学家如何参与对于信息网络利用的社会效率判定，尽管从哲学上讲这种判定的意义仍存在很多争议。 二、经济制度安排的效率评价 市场是经济运行的基础，人们对于市场的认识同样左右着人们对于信息资源的组织、网络互联的需求和网络性能的评价，可以说未来的信息网络就是一个虚拟的社会。我们对网络发展的把握离不开对市场运行机制的剖析，市场机制同时代表了经济学中两个一般组织概念：市场和市场失灵。大量研究致力于对这两个方面的解释——市场为什么必须在广泛的领域里发挥作用而无需政府干预；何时市场无法有效地选择明显“有利”的制度改变。对于那些深信市场具有更多有效率特性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反对关注经济制度除分配过程之外的其他方面；而希望以毫无偏见的观察者身份提供价值中立意见的经济学家，则侧重于研究市场运行中不同的制度安排对经济实体选择域的限制。但是，在一个社会环境里类似市场的运行过程存在着既定的政治支持，其中的社会经济运行和这一框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必然的。如果经济效率是研究者所选择世界观的产物，那么普通大众被认为关注着经济效率；至少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应该是”。这一观念阻碍了经济学家对集体选择和产权界定的进一步分析，正如达尔曼所指出的，“如果制度总和一定的利益分配有关，那么制度结构的变迁将暗示着那些利益分配的变化，除非在极少的情况下，新制度所产生的收入增加足够避免任何‘有效’的重新分配方式”。达尔曼认为，经济效率是各种经济体制运行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仍然有相当的随机因素，它们使我们不可能仅靠标准选择理论及其Pareto最优和效率分析来阐述有关制度和制度变迁。举个例子，Internet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互联网络，但是也是信息垃圾和有害网点充斥各地的一盘散沙，收费和管理对各国家和研究机构来说都是相当困难的，而网络安全性保证也非常脆弱。但是，在选择Internet的未来时，要评价政府或企业财团是否应当参与网络的集中管理以及这种干预的“效率”是一个复杂的政策问题。Internet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它没有“国王”，个人享有充分的发布和获取信息的自由。而我们要想用新的网络规范取代它，必须在研究之初就扮演双重角色：1.理论发展的贡献者；2.告诉大众在各种具体选择情况下“什么是最好的”的布道者。事实上，Internet的成功和ISO/OSI模型的失败本身就说明所谓经济学家的预见在某种程度上和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没什么两样。 经济学中要想区分科学事实和价值判断、想象上关于世界的客观宣言和对世界现实规定的评价越来越困难。在我看来，现代经济学派别的分野不在产权学派、制度学派、市场预期学派等等，而在于它以实证还是规范的态度对待经济学问题：实证经济学被认为是“同事实有关”，而规范经济学被说成是“同价值有关”(布劳格)。对经济制度安排的效率评价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采用Pareto优效的分析和比较方法必须基于我们所能考虑到的可能的制度安排的选择域进行寻优；另一方面，利用个体追求效益最大化原则分析市场均衡是后验性的，对策论的运用从来都是解释多于预见。在ATM技术提出之初，人们预计它将成为未来网络互联的唯一选择，但是大约10年后的今天许多经济学者都认为对旧有网络的改造效率上优于完全以ATM取而代之。比较十年前和现在的经济学论文会发现，他们的推理过程都是“科学”的，不过是关于效率评价的“选择域”发生了变化，可见Pareto优效还不是预测性的理论原则。 综上可知，一种经济制度安排的效率评价包含大量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只是“假说”的成分，而我们如果着眼于技术预测工作就必须认清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对未来的预测上是有内在缺陷的。 三、现代经济学观点中的哲学分歧 理解现代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分歧，对于我们认清采用经济模型分析信息网络发展的优点和不足无疑非常重要。对经济学方法长期辩论的焦点首先在于人们应当通过何种适当的途径来创立理论，这一焦点是关于认识论的。本世纪三十年代，哈奇森是实证主义的早期用户者，后来凯恩斯、西尼尔和穆勒的影响使得经济学家逐渐接受了它，只不过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科学目标不仅是描述和推理，更重要的是解释。解释的过程集中于求证和反证：当它们被用来接受假设和引进求证的条件悖论时，前者处于一种完全被攻击的状态，而后者求证的各种悖论是不能被解决的。考德威尔指出，实证主义者的成功本身也是他们的失败，意即他们固执己见地拒绝任何主观的、定性的因素掺入他们对科学理论的改造。 当科学哲学家们在是否存在真正的科学方法的问题上发展到不可知论的地步时，弗里德曼颇具创见地将经济学的目标定为发展理论或假设来对现象作有效和有意义的预测。保罗·萨缪尔逊接受了实证主义的部分纲领，他要求经济学家应该立足于去发现有使用价值和有意义的理论，主张科学领域不存在解释而只有描述。但是，八十年代的经济学家开始怀疑实证主义的整体可信度，他们开始考察理论科学和政策科学间的区别：经济学的理论科学是去发现需要哪些现存的(数学)理论以更准确地塑造人类的相互作用；相反，政策科学是去发现个人和集体的要求(或需要)，以使他们能更好地实现他们的目标。我认为，混淆理论与政策科学的界限是造成目前许多经济学家在哲学方法论上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 在理论科学中，经济学家既要规范又要实证。从事理论科学研究的经济学家试图以实证的态度来观察和刻划现实，然后指出理论应当如何建立来反映客观现实。在政策科学中，科学家是客观的，但只是有条件地规范的。在政策科学领域中的经济学家必须首先探询那些受政策影响的人的目标，然后利用理论分析指出采用哪种方式能使达到这些目标的可能性最大。从事政策科学的经济学家采用的是决策方法而非Pareto方法。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总体上是依据Pareto改进标准来分析经济效率的，而政策科学的方法意味着政策目标是由决策者随意控制的，经济学家的任务在于帮助决策者作出选择，这种选择必须与后者制定的目标相一致。通过这样做，决策者实际上提供了构成成本－收益分析理论所依赖的价值观。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建立信息网络的经济模型包含两层含义：1.给出能够解释现有网络环境下对信息利用进行效率评价的理论框架；2.提供未来信息网络的管理和计费模型，指出网络协议标准的形成趋向。对这两部分的研究要同时用到经济学中的理论科学与政策科学，如果不注意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容易把Pareto最优的方法当成是科学的客观目标，而把政策制定的价值判断依据看成是伦理道德的范畴。例如，信息的随意复制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产生了深深的忧患，在《数码复制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97.1《读书》)中作者强烈呼吁在网络时代应该对原稿、版权乃至知识的权威性进行重新界定，否则就将在不远的将来产生信息灾难——似乎道德伦理的因素应当凌驾于经济利益的合理性分析之上。诚然，信息网络的发展会引发大量社会问题的讨论，但是对于网络上信息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整体上来说当属经济学领域，一味强调技术的负面影响而又给不出定量化的分析结果，很容易使人对技术的发展产生畏惧心理。相反，如果我们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假定参与制度选择的人(或国家机构)通过投资等活动产生的影响可以借助某种途径来衡量，那么作为网络上信息的组织方式，以及它所包含的集体决策过程的价值判断就可以科学地加以研究，这显然比单纯的道德说教更有意义。 四、制度研究及其对建立信息网络经济模型影响 信息网络的经济模型是非常复杂的，但它最核心的特点是反映了网络资源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方法。其中，网络协议标准和计费原则的制定过程就是通过集体行动进行利益协调的具体体现。利益可以有许多种表现形式，而集体行为的本质是个体使他们的利益转化为新的有利形式的需求，并最终将自己对信息资源利用的有利态势转化为国家乃至世界认可的所有权。利益转化为所有权这一过程正是集体行动和制度变迁的本质。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层次的交易：第一种是超越选择集结构的讨价还价，这里的交易——或称为制度政策是不遵守“对策论原则”进行的，它实际上是对不同个体(或集体)选择域的界定。第二种层次的交易更符合经济学理论，它是在选择域范围内进行市场交易。对信息网络资源的占有方式和进行潜在投资的收益权利划分基本上依赖于第一层次的分析结果，而信息以何种方式创建以及采用何种渠道传输最有效率则是第二层次的问题。针对不同层次如何建立具体的价值判断原则不是本文能够详加阐明的，特别是作为此项研究所参照的现代经济学在对政策科学的研究上还未完全摆脱哲学思辨，因此在建立信息网络资源利用的公共政策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作为对政策科学切实想起推动作用的研究者来讲，有效的途径可能在于通过促进政策目标和政策方法的辩证发展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在某些情况下，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将成为政策目标；而在另外的情形下，大量存在的信息资源将有目的地被重新配置，以形成更好的经济机会。一名客观的经济学家能运用经济理论来促进信息“市场”的经济理性，这种经济理性是由政治的发展政策目标和其中的决策者所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科学“客观性”需要重新界定的错误观点妨碍或欺骗了理论经济学家。目前，已有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研究所有权结构的分割对全球网络未来发展的影响，但是仍存在很多开放性的问题，而且如果不引入价值判断现在看来已很难解决。其中最著名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信息网络的资源提供者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协议不兼容性的前提之下，是否存在关联决策的市场竞争均衡，以及如何达到这种平衡。大量关于Internet和其他网络的收益分析集中于做解释性的工作，而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我们不满足于只是对现有信息网络市场机制的解释，而希望能对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运营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们认为对经济学中制度理论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五、结论 本文试图从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角度分析现代经济学观点中一些合理的与有歧义的成分，指出经济学中的效率评价和价值判断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范畴，从而避免在进行制度的效率评价时陷入不必要的哲学争论。我们特别强调了目前对经济学中政策科学理论的研究还很不够，并指出它对分析网络协议和计费标准的形成十分重要，由此我们讨论了在建立信息网络经济模型的过程中如何运用经济学观点进行分析和价值判断。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包括对网络规模“临界点”的分析和基于信息补偿理论的、定量化的、网络协议的形成机制研究和价值判定。 参考文献： [1] 自然辩证法导论(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2] 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丹尼尔·W·布罗姆利著，陈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 现代产权经济学，张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 Networking Games, http://www.columbia.edu/~Jordan/,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Y, 1996. [5]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