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Huimin Chen

叶敬忠院长在农大人发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各位同学: 大家好! 祝贺大家毕业! 不知这些年你们的学习是否顺利、生活是否愉快,但能毕业就好! 前几天,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朋友圈里说,一到毕业季,大学的毕业讲演就开始了:有的循循善诱,有的春风化雨,但经常是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都叮嘱给毕业生。我深以为然。但又能怎样?虽然未能做到,但至少没有熄灭眼里的光,因为学生正是老师眼里的光。 本以为今年不会再作为院长做毕业致辞,也曾感到一丝解脱。因为我的讲话无非是基于当下的时代,向同学们做些叮嘱,而面对时代并与之较真,常常需要有扛着痛苦的勇气。 作为中国人,我们为国家保持长期的稳定发展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每天醒来都恍若隔世。战争灾难、凶残杀害、欺辱霸凌、网络暴力…知名学者煽动鼓噪狭隘民族主义,主流媒体情有独钟娱乐花边新闻,公共部门系统编造虚假统计数据…等等等等 我从来没想到在21世纪的文明社会里还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一百七十五年前,马克思曾感慨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今天,我们需要再次用冷静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处境,需要再次面对一百零五年前梁漱溟之父梁济因迷茫未来而投湖殉清的生死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每每感到“三观”被打破,底线被击穿,想象力严重赤字。我对“明天会更好”极其怀疑,对“文明的进程”极度不确定。我们时常忙碌在各种无可奈何的工作中,除了满心疲惫外,常常感受不到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的一位同事曾说,以前一般到周五才会感到疲累,而现在到周三就开始倦乏,且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 同学们,这或许就是你们即将穿行的世间。请不要怪我在毕业之际不去对未来做一番令人亢奋的憧憬,其实你们也不缺少这个。 在此时代,我想叮嘱大家“保持底线”,因为人类行为正在不断击穿底线;我想叮嘱大家“回归常识”,因为人类行动常常违背常识;我想叮嘱大家“真实做人”,因为人类交往每每是合作表演;我想叮嘱大家“高雅做事”,因为人类活动往往是江湖共谋;我想叮嘱大家“把人当人”,因为人类发展已经将一个个鲜活的人看作一个个数字;我想叮嘱大家“记住创伤”,因为人类会在亢奋中轻易忘却曾经经历的苦难。 但是,我今天更想叮嘱大家:“在权力的包围中保持清醒!” 同学们,在你们离开校园进入社会之后,你们将立刻感受到权力的无处不在,甚至无所不能。 无论你们是单位领导还是普通员工,只要工作岗位与人相关,就拥有了某种权力;无论你们从事什么工作,哪怕是灵活就业,甚或不从事任何工作,只要与公共部门或他人打交道,就必然要面对各种权力。因此,你们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自己身处权力的包围之中。 我很担心,你们会在权力的包围中“入乡随俗”,渐渐地迷恋上权力,迷失了自我,迷茫了人生。 权力确实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可以让人迷恋上瘾,从而变得“精致”圆滑。多年前,有一位大学生返乡,由于其母是地方领导,因此自他下火车开始,便有各种妥帖的安排,从食宿到出行,无微不至,其间还伴随着各种赞许和捧场。那时我的第一感受并不是排斥,而是觉得,或许每个人都有可能对如此周密的安排上瘾,也都会迷恋上这种无处不在的优越感。还有一次,某著名高校的一位教授曾兴奋地言说他到地方调研,该地领导亲自接待,其一腔一势无不流露出对这种优越感的无比陶醉。 正因如此,有些人在不经意间开始迎合权力,追逐权力。在权力面前,他们惯用一套左右逢源、精致圆顺的“话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乍听起来,会觉得别人怎么“那么懂事、那么会说话”,但仔细一想,总感觉不那么真实,不像是其本真的话语。 权力确实有着巨大的支配力,可以让人变得傲慢任性,从而迷失自我。权力系统的一个动作就可以让收割机在高速公路上排起长队,将绿水青山开垦成梯田泥石流,将昨日的“退耕还林”变为今日的“退林还耕”。权力总是被摆在显位并被推至高位。久而久之,一些人习惯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某地举办学术会议时,年过花甲的老教授在烈日下排好站位,等候年轻的领导前来合影,一等就是近20分钟。更为严重的是,权力还可能制造出无所不能的幻象,因此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变码”“指鼠为鸭”。 正因如此,有些人开始迷失自我,将拥有权力视作代表真理——即便是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也常常被合理化、合法化、操作化。他们很难了解或感知权力可能给无数的普通人带去无奈感、无力感、无助感,以及由此产生不安感、挫折感、疏离感。 权力确实有着巨大的规训力,可以让人变得机械刻板,从而麻木迷茫。职场培训常常要求学生要学会“服从”,这虽然听起来刺耳,但不得不承认已经成为实践中的惯常做法。一位学生在南方某污染治理部门工作,每天制造海量的数据报表,唯一要求就是确保数据达标;一位学生在西部某督查部门工作,每天按照上级要求上报百分之百的村民扫码率,但很多村庄的村民甚至都没听说过扫码这件事;一位学生在东部某地负责食品安全督导工作,每次也只是在乡村超市前停留半分钟拍照,有了照片便是“尽职免责”。一些学生刚入职时强烈抱怨形式主义,但一个月之后,他们自己都承认慢慢习惯了形式主义。 正因如此,就如鱼儿每天在水里游来游去却不知水为何物一样,当人们形成无意识的惯性后,便陷入不断加速的循环之中,无限地忙碌着,眼里只有制造出来的文件、数据、痕迹,而没有其背后活生生的人。他们每天都在重复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所戏称的没有意义、不必要、甚至有害的“狗屁工作”,同时还要熬夜加班、假装热爱。 同学们,在权力的诱惑、支配和规训之下,其实每个人都很难独善其身。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你们不要因为权力的吸引力而变得“精致”圆滑,不要因为权力的支配力而变得傲慢任性,也不要因为权力的规训力而变得麻木迷茫。因为,你们永远都是老师眼里的那束光。 在我看来,学生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真实、干净。大家从小学开始就学习要求真、求善、求美。在过去的毕业讲话中,我说要“在复杂的社会里守住纯真”,就是希望你们做事时求真;我说要“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就是希望你们待人时求善;我说要“在理性的路上记住感性”,就是希望你们在对待世界、社会、自然和生活时求美。 同学们,权力从本质上并无好坏之分,但权力的实践既可能带来说谎造假、使坏行恶、比丑摆烂,也可能实现诚信真实、积福行善、审美向上。 面对权力的包围,人们或许会因为眼中只有权力而忘掉人民,会因为权力无所不能而忘掉真理,会因为机械执行权力而忘掉背后的人和工作的意义。这样下去,尽管可以获得一些荣誉,但却缺乏美德;也许可以享受一些快活,但却缺乏幸福;或许可以拥有一些权威,但却缺乏尊重。这样的世界并不真实,这样的社会难言善良,这样的人生并不美丽。我相信你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面对权力的包围,我不能要求你们像一枚鸡蛋撞向坚硬的高墙,但希望你们能够保留装在脆弱外壳里那颗真善美的灵魂;希望你们不要熄灭灵魂深处那束真善美的光;希望你们保持向着真善美的那束光自由奔跑的勇气,即便摔了一跤,也可以面带微笑。你们的奔跑或许可以让更多人获得平等,让更多人享有自由,让更多人得到尊重。 同学们,在去年的学院教代会上,我结合担任8年院长的经历,分享了学院治理的感悟。我说,学院权力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师生感觉不到权力的存在。中央要求,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国家最大的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我想,只要不熄灭真善美的这束光,不泄掉自由奔跑的勇气,不丧失人类解放的信心,或许某天,人类可以被权力包围而感觉不到权力的存在。我相信,那一定会是最优的权力、最美的世界、最好的社会。 同学们,这些年来,你们或许受了些委屈。因为在有些人看来,人文与发展学院和人文社会科学无足轻重,小白楼和民主楼也没有那么宏伟高大。但是,我们把低矮的楼宇收拾得干净、亮堂、温馨,让每一位老师都感觉到放松、平静、和谐;我们让沉闷的课堂散发着思想、精神、价值,使每一位学生都感受到自由、平等、尊重。 在你们即将离开学院之际,我希望你们,亲爱的同学们,能够带着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向社会表明人文与发展学院的理想,那就是:不让虚假蒙蔽真实,不让邪恶取代善良,不让丑陋压制美好! 谢谢大家! 2023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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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意识的开放性 – 蘇小和《批評書》

读书思考写作,如果越读越觉得自己正确,自己的文化正确,自己的传统正确,什么都别解释,这种人肯定脑子进水。任何人任何文化传统都是有限的,幽暗的,无知的,无力的,没有例外。读书人的境界是,越读越觉得自己无知无力,越读越觉得自己需要开放,需要拓宽自己。 政教分立是普遍性的宪政资源,但前提必须同时拥有政府资源和宗教资源。约翰洛克《政府论》、《论宗教宽容》靠着这样的前提条件激活了欧美宪政秩序。中国思想家早就放弃宗教资源建设,儒家传统更是忽略终极关怀,选择与政府合作。当前提条件不存在,中国人只能完全放弃政教分立意义上的宪政建设,永远朝着独裁大政府的制度模型狂奔。 自由选择是理性范围之内的事情,理性范围之外的事情,人打算怎么办?比如人死后怎么选择方向?一个人是否有权在几个不同女人中选择一个女人做母亲?艺术家都是靠想象力生存,但他们从未理解理性的边界是什么。理性范围之内的想象力,叫科学探索。理性范围之外的想象力,才是艺术。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是艺术。那些在理性范围之内描摹现实生活的所谓艺术肯定是垃圾;那些在理性范围之外构想人类新秩序的科学肯定是疯癫。 一个人只要用一种开放和比较的方法读书思考,迟早要怀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日常道德用语。因为那些话没有经过深刻的思考,卡在生命的中途;因为那些话没有回到人性的深处,对自己过于宽慰,对他人过于刻薄;因为那些话把言语的主体抬到高空,而把听众扫到尘埃里。 上帝之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完全不是这样,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行神迹的耶稣,是满有大能的耶稣,是完全超过了人的思维和行为的耶稣;但另一方面,圣经却又告诉我们,耶稣出生在马槽里,这是人类出生史意义上最卑微、最贫穷、最低的地方。按照人的习惯性思维方式,既然耶稣是上帝之子,既然他满有大能,他应该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最显赫、最有权威的皇宫里。耶稣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至今并不能真正理解。 封闭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深度思考人的意义和人的价值,却又设计出一套道德规范,拼命地抬高自己,压制别人。这么做导致了三个效果: ——人和人之间充满了战争。 ——把一部分人看成了天使。 ——把一部分人看成了畜生。 这才是中国人的生存境况,一言以蔽之,中国人不认识自己,从来没有把人看成人,从来不理解人的高贵,也不理解人的败坏,因为我们不懂什么是人。 儒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真正回答人是什么的命题。而在传统中国文化的语境下,要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没有基本的问题基准和思维方式。这意味着儒家永远找不到答案。所以儒家思想史放弃这样的追问,用短视,功利和巴结皇权的方法,来为自己寻找合理性,殊不知这进一步放大了儒家作为人性的恶。 屈原当不上官,就自杀;李白当不上官,就发酒疯。中国最好的诗人,也就这个境界。事实上,诗歌最初的意义,是摆在祭坛上的句子。也就是说,真正的诗歌,应该是一种形而上的歌唱,有时候赞美,有时候哀恸。这就是我的诗歌观,别人怎么写我不关心,我就打算这么写诗,一直写到呼吸停止。 这个世界最大的危险就是不认识人,不认识自己。有时候我们把人当成了天使,有时候把人当成了魔鬼。前者盛行时,地上便充满了骗子和谎言;后者盛行时,杀戮与恐惧就笼罩着大地。 佛教一方面强调自修,一方面却又认为,人不能有妄念。这在逻辑上不能自洽,问题的症结在于,不认识人。所谓自修,放大了人的理性力量;所谓妄念,却又封锁了人的自由意志。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于佛教和儒家思想一样,缺乏一个分析问题的终极坐标,进而在方法论上丧失了重要的智慧的三一模型。当一个问题只有两个要素条件,则这个问题永远无法涌现出方法论。 真正的思想一定要努力寻找第三方要素条件,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和全部智慧都应该为此而工作。 基督信仰的观念秩序刚好是相反的,基督信仰完全否定了人靠着自修的方法走向人性圣洁的可能性,强调人必须依靠上帝的救赎,才能拥有永恒的生命。而在人的意志方面,基督信仰却全面肯定人类的意志自由,每个人拥有完全意义上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甚至拥有挑战上帝的权利。最终,这两种伟大的观念秩序在人的死亡问题上获得共鸣和交流,死亡是人的生命的结束,也是开始,上帝的救赎和人的自由同时浮现,人因为真理终于得到永恒的自由。 所以,重要的是问题意识的开放性。如果我们问题意识的基准条件是基督信仰的观念秩序,则我们就能认识到佛教和儒家是同构的事实,这种观念的事实和事实的观念,永远不可能发展出自由、科学和民主的思想体系,只能留下被抽空的道德论断,也不可能发现方法论意义上的知识体系,只能在模糊和体悟的虚无状态装神弄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终于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思想史后来会出现儒释道合流的传统,为什么很多大名鼎鼎的儒生竟然宣称自己就是一名和尚。这种思想的局面之所以出现,原因仅仅在于我们的问题意识不够开放,我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安慰我们最初的观念秩序,我们总是以为我们一开始就是对的,我们看不见自己的错误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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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1和94号文件说起

流亡海外的异见人士里,没有哪个人能和发起爆料革命的郭文贵产生的持续影响力相比。郭文贵拥有自己的媒体平台,组建了新中国联邦,在世界各地拥有不少海外华人支持者,传播了很多官场和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八卦。这中间有些得到了部分验证,有些直接被当事人反驳,有些可能永远无法得到验证,比如中共高层在海外的财富布局和与之相关联的91和94号文件。 爆料的机密文件,核心叙事其实已经不再是秘密:中共领导层已经变成几大家族控制的代理人,他们把家族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之前,帮助海外资本建立血汗工厂收割韭菜,悄悄把子女和财富转移到海外,然后通过意识形态洗脑美化改革开放大国崛起和中共领导人的丰功伟绩。不过这些说法结合权贵贪污腐败搞娱乐明星养私生子的故事,最多也只是帮郭文贵吸引些人来收看他的直播,对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并没有直接影响。然而,新冠疫情爆发,世界范围内大量人口被感染,许多生命由此而逝去,归根溯源,人们的目光重新聚焦到郭文贵曾经说过中国军方秘密准备超限战的生化武器计划,于是阴谋论应运而生。 新型冠状病毒最早的病例出现在武汉,当时认为是一种像2003年非典型肺炎一样的病毒,所有确诊患者都去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于是该市场被封,卫健委的专家组很快去武汉调查,根据武汉各大医院的病历分析得出可防可控的结论。尽管事后看来,湖北和武汉当地官员隐瞒疫情,打压吹哨人,可能还有来自中央直属公共卫生机构的压力,但很快钟南山就出来发声了,然后武汉宣布封城了,再然后在习大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下,中国疫情控制住了,人民可以复产复工了,可以对外输送口罩和医疗防护物资了,而世界上许多国家却仍在疫情爆发的路上。 与之平行发生的另一种叙事是,闫丽梦博士受她博后老板所托,开始调查新冠病毒传染武汉地区的真实情况,她发现了新冠病毒序列与舟山蝙蝠冠状病毒序列存在高度相似性,而香港病毒专家袁国勇曾经说过舟山蝙蝠病毒但立即被财新辟谣,只是后来张永振上传了真序列才验证了所谓辟谣其实是在搞灯下黑,掩盖舟山蝙蝠病毒为中共军方实验室分离的事实。闫博士通过爆料革命的路德社在2020年1月19日匿名传递出新冠病毒是经过实验室改造的生化武器,将会人传人大爆发,中共故意隐瞒疫情,许多病毒和流行病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存在利益勾兑,不敢发声。闫丽梦从香港逃到美国,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也与几个匿名学者合作写了关于新冠病毒的两份报告。由于她身份特殊,被爆料革命当做年度女英雄,得到班农、纳瓦罗、朱利安尼等人认可,并极大地影响了川普政府对新冠起源的看法。 然而,阴谋论自然不会到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就嘎然而止。事实上,人类与传染病的搏斗贯穿了几千年的历史,直到近代科学发展出分子生物学、病毒学、免疫学等细分学科,公共卫生防疫政策才算是在科学指导下对突发疾病采取了行之有效的防控手段。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一个宏伟的蓝图就是建立世界范围内的疾控预警体系,一旦发生突发传染病,应急响应需要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引导下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武汉疫情爆发,钟南山暗示病毒的源头并不一定来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华春莹都指美国军方实验室之前就做过病毒相关研究,还秘密掩盖实验事故,联系到传染病所长福奇多年的经费来源,美英澳长期与武汉病毒所的合作,就算病毒泄漏这个锅也不能只由中国来背。新冠病毒更大可能是深层势力(所谓操控国际新秩序的影子政府)在很多年布局基因改造研究时不小心发生的意外,恰好被一些政客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谈判的筹码。 在新冠病毒上,爆料和阴谋论可以说是相辅相成。最初武小华质疑石正丽,说得过去的理由是新冠在武汉爆发,为什么病毒所那么多专家在病毒测序疫苗研发上毫无作为。后来闫丽梦指出RaTG13根本不是完整毒株,其分离样本不存在,序列可能是杜撰的,石正丽直到转去复旦后都没有做出回应,让科学界的信誉全失,也是普通民众对专家学者不再信任的原因。阴谋论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媒体选择性报导,不让反对的声音讲出全部逻辑分析与论证过程,而郭文贵早早看清了这一点,选择爆料来达到证明自己能对美国乃至世界产生政治影响力。他推出G系列,就像91和94号文件,最大的作用就如同牧师布道,跟过去的人以为自己在对抗想要重启人类社会秩序的邪恶力量,但很可能发现病毒就隐藏在身边。 想一想新冠病毒对世界冲击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你不戴口罩很可能在无症状传播病毒,却不知道统计上讲不戴口罩的人群感染率反而更低,只因为他们更注意社交距离;你希望到处旅游、美食美景,却不希望与其他人分享同样的快乐,只因为他们中可能有很少一部分带有病毒。其实病毒本身并没有媒体渲染的那么可怕,可怕的是91和94号文件释放出来的要让世界变成你死我活的终极之战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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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潜伏期传染?

封城封路,全民口罩,全民隔离,这些在近现代传染病防疫中从来没有见过的手段,如果要从科学上找依据的话,那只能是这个病毒的传播已经严重到需要视每一个人都是潜在传染源的程度。潜伏期指病毒侵入人体至人体最早出现临床症状的这段时间。既然潜伏期就可以传染,那就不能等人出现症状才开始隔离,需要提前隔离。但这个设想是有问题的。潜伏期病人无症状,这句话正确,但反过来说,无症状的人是在潜伏期就是不正确的。这个逻辑错误就像人长脚,长脚的就是人一样明显。认定潜伏期有传染性是一个非常的结论,需要非常强的证据。很多类似传染病潜伏期并没有传染性。以和这次疫情情况非常相近的SARS和MERS为例,三者都是可能来自于动物的冠状病毒。SARS疫情期间很多人怀疑潜伏期也有传染性,但2009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曾光对1112名有SARS接触史的人进行了调查,这其中669人是和有症状病人接触,后来15.1%发病,剩余363人是和潜伏期病人有过接触,最终无一人发病。对MERS的流行病学调查也是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潜伏期没有传染性。当然之前的冠状病毒潜伏期没有传染性,不代表这次的病毒潜伏期没有传染性,只不过要认定潜伏期存在传染性需要更强的证据。那么我们现在是否看到了这种证据? 虽然有很多官方的说法,但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有关潜伏期传染的论文和病例报告,大部分公布的病历简介上都有病人接触史。唯一在临床病史上令人担忧的是有些病人没有症状,比如香港大学袁国勇发表在《柳叶刀》杂志的一个家庭集中患病的报道,有一个5号病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是一个10岁的小孩,没有任何症状,但胸部CT发现了典型的肺炎表现,继而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确诊为新型肺炎。因为家庭中病人还有其他明确接触史,所以无法确定是不是被这个病人传染。据说国内其他医院也发现了一些症状轻微或者无症状的病人。假如无症状者也可以传播病毒,这无疑给疾病防控带来很大挑战。因为只要有肺部病变,就可能排出病毒。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和潜伏期传染有区别。所谓的无症状者是在没有不适的基础上,有影像学和核酸检测的证据,而肺部明显的影像学表现代表病人已经发病,不能再算做潜伏期。这两者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筛查和观察的范围。如果是针对无症状者传染的情况,那就需要分析总结全体病人的特点,分析无症状发病的比例。对这类接触者提前进行影像学筛查和病毒核酸检测,虽然会增加很多工作量,但也还可以接受。同时观察这类病人的接触者有多少发病的,如果没有多少发病的,那么说明无症状者传染性不高,可以不再筛查无症状者。如果无症状者接触者中确有发病,那就继续坚持对这类病人的筛查策略。但如果认为潜伏期有传染性,那么筛查的范围必然无限扩大。之前可以把每个病人的接触者都当做可能的潜伏期观察,如果认为潜伏期不传染就不用隔离和观察接触者的接触者。但如果认为潜伏期有传染性,那么也得假设接触者的接触者也可能是潜伏期,以此类推,接触者的接触者的接触者也可能是潜伏期,最后可能没几个人不是可疑潜伏期了。其实认定无症状者或潜伏期传染是很难的事情,会存在很多疑问。第一难就是无症状者病人的发现,只能靠影像学筛查偶然发现,5号病人的发现就有很大偶然性,是在其父母坚持下做的胸部CT。第二难是无症状有很大的主观性,都是靠病人自己的描述,而有些轻微症状病人不会告知。第三难是在认定无症状者和潜伏期传染病例时,很难排除其他的疾病接触史,尤其是在疫区和医院这样的地方。唯一能够确定的方法是让可疑观察对象和已经排除感染的人密切接触,看能不能感染,这样不人道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不知道国内掌握了多少证据证明潜伏期传染存在。如果有很确凿的证据,那么当前的极端措施还可以理解,但这些证据应该尽早公布并写成论文发表。如果之前没有证据,那全民隔离就成了整个疫情中最毫无必要的。之后再找证据就成了先开枪再画靶子,许多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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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杭州

离开杭州将近一个月了,对杭州的山水、杭州的小吃、杭州的博物馆愈发地留恋,却不知该如何描述这短短十天停留的印象。张艺谋搞完《印象刘三姐》,又来搞《印象西湖》大型文艺表演,借助西湖风景衬托这里经年流传的古老爱情,但是摩肩接踵的游客总让人觉得西湖就像被过度开发的现代景点,难以承载数千年的文化底蕴。余秋雨在《西湖梦》里写道:景點,景點,總是景點,再也讀不到傳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龍飛風舞的楹聯。再也找不見慷慨的遺恨,只剩下几座既可憑吊也可休息的亭台。再也不去期待歷史的震顫,只有凜然安坐著的万古湖山。他借西湖旁雷峰塔对人性的镇压,感叹整个中华民族个性的压抑和萎缩。无独有偶,我在几年前听到所谓浙大最受学生欢迎的郑强教授演讲,他所感慨的学前教育、奥赛培训、家长在学生入(大)学和毕业时迥然不同的态度、乃至整个教育体系对儿童、少年智力开发的拔苗助长和对正常人性(好奇心、爱玩等)的压制,无不暗和对以西湖为文化象征的传统理念的总结性批判。有了这样先入为主的印象,我自然不会把时间花在西湖泛舟看三潭映月,而是趁傍晚有时间努力寻找西冷印社旧址。在陪我太太、女儿、岳父母看西溪湿地之余,更想去灵隐寺探寻古刹斋堂外历经千年以佛家修行和出世为代表的隐者。有了和苏堤、白堤、杨公堤的近距离接触,有了在曲院风荷看六合塔夜色的体验,有了对文斓阁《四库全书》的观摩,我不由得发自内心地喜爱以吴越文化为代表的江南,喜爱烟雨楼台和精致的盆景,喜爱滑软的丝绸和缠绵的水乡,甚至喜欢瘦金体的书法和写意的山水画。我发现自己被杭州的万古湖山所吸引,不是因为断桥残雪的爱情传说,不是因为良渚文化的源远流长,不是因为这里埋葬着各式各样的民族英雄(岳飞、秋瑾)和各届名流(武松、苏小小),而是它汇集了文人武将多元的思想,各种思潮所代表的历史传承都能在这里得到体现。如果心态平和一点,即便所谓过度开发有着太多现代痕迹的景点也或多或少透露出江浙人对自己曾经绚烂文化的体认和骄傲。   然而,现代化的高楼和喧嚣的闹市也让探寻昔日京杭大运河起点武林门码头变得毫无怀古之趣。到处是斧凿的仿制品,包括博物馆里陈列的展品,偌大的西湖广场,标志性的巨无霸建筑根本不考虑与古运河沿岸古迹是否和谐。灵隐寺门口先要买飞来峰的票,进寺还要再买灵隐寺的票,可是75的票价仍然挡不住周末大雄宝殿前挤满了的上香游客,上山下山都见不到对老人和儿童的礼让。灵隐寺供奉的活佛济公亦佛亦道,其实很能体现江浙文化在入世与出世间的变通。余秋雨行文化苦旅、著山居笔记,以学者之笔描述的杭州曾让我念大学时就几次想来一探究竟,而之后其作品被揭硬伤、其石一歌写作班子成员的履历与作品中描绘的文革中受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差,让我对他的真实经历不免存疑。这并不影响我对余秋雨散文的喜爱,而让我失望的是,余在回击对他作品批评时所表现的不专业,他倡导文明却同样以抢占道德、政治制高点的方式把批评者归为小人,他推崇隐士自己却不断在各种媒体上曝光给娱乐秀节目站台。郑强的演讲同样充满了各种自夸、头衔攀比,乃至要在数理文体哲的综合比较下全面胜过易中天,这里面所表现的功利意识其实与浙大的求是传统相去甚远,本质上还是想上有当权者青睐下有年轻学子追捧的热闹场面。相比之下,浙大旁边的杭州植物园就落得清静,走在竹林间或者看龙泉鱼跃了解观赏鱼形态的演变,几乎不会有人大声喧哗,也没有导游带团绘声绘色给你讲述什么杭州三堤三怪三绝。林风眠故居就静静待在林荫掩映的地方,有如当年杭州国立艺术院曾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努力,在各种革命思潮、政治运动的冲击下,总是功利的观点占上风,有历史传承的思想被遗忘,所以能碰到一些浙大工科的学生很坦诚地问我:林风眠是谁?如今我走进浙大,看到硕大的毛泽东雕像和图书馆前不起眼的竺可桢像,想到我自己笃信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理念和以郑强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们为国家而科学(科学有国界)的呐喊,不由被有史以来吴越文化中入世与出世的矛盾所困扰,于是打消了为二三浙大学子指点人生的冲动。杭州不是那么容易被了解的城市,我很庆幸,从上海走过,来到杭州,没有领略西湖歌舞几时休,但在酷暑来临前去了几个想去的景点,也算对多年前的一个心愿有所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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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奔袭为签证

申请去西班牙的申根签证是最麻烦的:不能预约,必须亲人去修斯敦的西班牙领事馆申请,该领馆只在9点至中午1点受理签证申请,人多时也不发号,排队全凭自觉。申请材料必须自己复印一份,申请费必须82元现金整,想多给也不行(一个好像是拉托维亚的金发MM因为凑不到82整就着急上火地想跟我换20元,差点零头她也不在乎),雇主出具的工作证明必须经过公证,而且要写有年薪(也不怕说侵犯个人隐私),机票和旅馆必须确认预定,银行最近三个月的账单必须显示和家庭住址一致,等等。总之,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出现问题,那么对不起,您白跑一趟,即使当天能把新材料补充齐全,领馆也不保证能在关门前受理。最夸张的是材料交上去后,要等将近一个小时才收集申请人的指纹,而且当天不能得到指纹比对的结果。签证处理时间为7-10个工作日,我不但得提供回邮信封填写好地址,而且要签字同意护照在回邮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领事馆概不负责。 以前去其他申根国家签证都没这么夸张:早上不到4点起来开往修斯敦,一路狂奔,到10号高速接59南刚好赶上早上上班高峰堵车,幸好过了修斯敦市中心车流总算能慢慢挪动了,终于在9点半到了西班牙领事馆。我材料准备得还算周全,没有象排我前面的一个韩国籍德州农机大学的教授那样因为材料问题和领馆小妞争论不休(最终他的签证申请也没有被受理),可等我取完指纹已经是午饭时间了。因为百利大道修路,我没找到最大的中国超市,就在统一广场附近的金殿喝早茶。不怕被当托,我觉得这家早茶的份量是国内类似餐馆的一倍。我点了虾肠粉、桂林马蹄糕、小笼包、烧鸭河粉等多个特色早茶小吃,发现根本吃不完,结账一看才不到20,还没有税,一边打包带回当晚餐一边想,德州人民怎么这么幸福呢? 往回开开始觉得累,限速75的高速路上大货车都开80左右,还不停换道超车,我老老实实开在右道却总有大货车从后面顶我,一看,原来前面一个老爷车慢慢悠悠才开65,左边一个运油的车还偏不让你换道。进入德州乡村车流刚跑起来,忽然发现前方大量的车在并道减速,估计出车祸了,我一看油表指示,觉得与其在路上堵着,不如先到出口加油站加满油。炎炎烈日下,我正思忖该加哪种油,忽然一金发美女持摄像机朝我走来。“我是CBS本地电视台的记者,请问你是哪里人?你对德州高速上经常发生的卡车事故怎么看?”我说,你们应该把路拓宽,再加一条车道。这一堵车我天黑都不一定能回新奥尔良了。美女记者告诉我,沿着辅路一直开,到下一个口上10号路,就可以避开堵车路段了。还是德州乡村好,公路多不怕堵,为什么别人都没有这么开呢?终于在天黑前到家,稍事休息,把中午没吃完的早茶小点消灭光了。这日行740英里的壮举我在2007年之后就再没干过,也是Volvo给力,在高速上跑出超过35mpg的纪录,让我激动得附图一张——信不信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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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痕

这个题目被不少人用过,我能够回忆起的是大二时班上的才女成瑶在我们自己编的刊物《初航》中写过的一部短篇小说,视角从多年后男女主人公慨叹错过当年青涩的恋情写起,在那个年纪她能有如此感触,骨子里和张爱玲的《金锁记》是相通的。而我在这个敏感的日子慨然回望,25年前那场风波不迟不早地在我对国家、对自己的前程充满幻想的高中时代扑面而来,无疑庆幸自己没有被卷入、被禁言;当一个对还原历史真实有兴趣的浙大学子同我聊起这个话题,我选择避开的同时劝他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做好科研项目,而我终会在自己的自留地写点什么,等待他能够翻墙不留痕迹或者不用翻墙的时候前来阅读。 有人说,平反只是时间问题。然而时间也可以把平反的对象搞得面目模糊、让平反的理由失去社会基础、平反对当下乃至未来中国的影响意义不明。如果说刘和珍这个名字因着鲁迅的文章流传久远,而学生运动的诉求也因着事件的社会影响写进了我们的历史书和语文课本,那么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多年以后,人们阅读历史的兴趣更多地会从文人作品的典型事例中筛选。可惜1990年代至今海内外的华语作家中再没出可以和鲁迅比肩的人物,不论他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由此,我对真实记录下在89学运中某些因着理想和政治诉求而失去生命的学生个体不抱太大希望,更不用说期待哪位有影响力的作家基于人类的良心写下堪比《纪念刘和珍君》的文字。在25年后的今天,我们无法象当年给右派平反那样去追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让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替已经作古的当年一把手作出哪怕是道歉的姿态都显得滑稽,更不用说我接触到的浙大学子里多数人根本不认为当年政府的镇压有什么错误。当年的学运领袖可以褪变为商人、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由他们代表那些被迫害的普通市民和学生提出名义或物质上的补偿,很难得到当下民众的认同,更何况他们缺少同政府谈判的资本,甚至已经基本放弃为学运正名的努力。而其他有组织的纪念活动很难不被解读成一种政治攻击另一种政治的工具(洪峰《和平年代》)。我对平反或者给学运正名是非常悲观的,因为它和之前的文革对知识分子的长期迫害不具任何可比性。文革把中国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而89学运之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尽管老百姓抱怨腐败加剧、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但依然对执政党抱有期望,也相信和谐稳定发展经济才是解决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的关键。当下各种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不管被划为五毛还是美分)借对学运的纪念夹带私货,希望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指手画脚,借以提高其知名度,在我看来是比25年前煽动学生坚守广场自己见势不妙就开溜还要下作的行为。学运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有限的言论自由被刚有些话语权的公知滥用,造成真正有见地的文章不是被墙就是被信息垃圾淹没。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想内心深处还是不愿年轻时渴望改变中国的理想被如今犬儒盛行的拜金社会所同化,所以方舟子把他当年写下的诗句放在个人微博置顶纪念(握紧我的手/让我的图腾烙在你的手上/请传递这一把火 直到/百年之后 我所有绝望的嘶叫凝固)。记得在读博时看一个电视剧,叫《一年又一年》,里面有意跳过了1989年发生的重要事件,不过剧情倒也连贯。我觉得每个从自己的经历里能够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知识分子所能做的,应该是为缺少的那一集尽可能地添补些素材,让年轻一代能够更加准确地解读这一复杂的政治事件。 说到言论自由,我感觉现在比25年前似乎进步很多,可是新的问题也不少。也许是敏感时期,facebook, youtube, wordpress, xys, mitbbs, huaren, wenxuecity等网站在国内一概上不了,gmail登陆要将近一分钟,google doc, photos等其他工具都用不了,连我想访问的学术网站isif.org, phmsociety.org居然都被墙了,可是科学网还有新浪、搜狐的微博都有敏感尺度颇大的文章能发出来。看来信息过滤技术的研究成果还很难推向实用。出国前,我喜欢的作家作品大多数是在《收获》上读的,所以到杭州就买了最新一期的《收获》,可是里面的中短篇小说读来全然不是味道,开篇《斧头剁了自己的柄》把讨债的故事写得象今古传奇,而当年先锋派作家格非居然在阐释他对《金瓶梅》的研读,我怀疑《收获》的办刊风格和审稿品位完全变了,如同《我们象葵花》曾经让我对《收获》充满期待,我现在更多地期待自媒体和互联网等技术的进步能让好作品通过更加方便的渠道展示出来。岁月也让我感慨曾经导出《活着》的张艺谋,如今也拍精致的伤痕影片《归来》并动用各种主流媒体大肆宣传,影片在国内不但不被禁反而有票房也有大量影评人叫好,据说感动得斯皮尔博格热泪盈眶。除去技术和商业的因素,我觉得《归来》显得很有节制,而且是从个人视角反映反右和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摧残,但不了解历史的人很难体会许多镜头的深层寓意。也许等第六或者第七代导演也能拍出以个人视角张扬学运中理想主义情结的作品(不是象被禁的《颐和园》那样拿学运当背景),对象我这样渐渐老去的非公知来说即是最好的纪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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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上海

第一次去上海是在92年寒假我和父亲回福建老家后坐火车返回北京途中。当时停留的时间很短,记忆中的外滩和南京路都很模糊了,倒是旅店夜晚的寒冷让人印象深刻。这第二回经过上海,已经是二十二年后,我特意选了外滩边上位于福州路的宾龙商务酒店,早上一出门就能看到外滩和浦东的东方明珠塔。 从外白渡桥到十六铺码头的长堤是清晨散步的好去处,游客还没有锻炼和放风筝的本地人多,天晴的时候空气也满清新的,很多景点我完全找不到过去的印象。 有了过江隧道,去东方明珠塔那边回望浦西景色也很方便。外滩旧时十里洋场,如今建筑东西合璧,感觉不输于芝加哥的沿河建筑景观。 可惜上海的晴天非常难得,从我岳父母来上海看缘缘直到我们一起坐高铁去杭州,都是连绵的阴雨天气,站在外滩和登上东方明珠塔看到的市景都不真切,全然没有我一个人早起欣赏到的黄浦江沿岸风光震撼。 南京路上既有老字号也有现代商城,最主要的是各地美食选择多多。刚到上海第一晚,朋友就带我们去吃著名的上海汤包。第二天中午,我们品尝了云南过桥米线。晚上带岳父母去吃俏江南,我点了龙抄手和担担面,结果这两样最普通也最能检验川菜成色的小吃都让我失望。看来LD看舌尖上的中国被误导得厉害,和之后朋友请我们吃上海本帮菜的鲜墙房(永安大饭店)比,俏江南的菜式真是差一个档次。吃得最过瘾还是在东方明珠塔顶的旋转餐厅,虽然花288元登塔看外面江景一片朦胧,可午餐品种之丰富真不是盖的。本来以为五月份以德国饮食为主题的自助餐种类有限,无非肉肠、炸面包圈、酸白菜之类的,实际上餐厅里各种广式煲汤、潮州卤味、本帮菜、淮扬菜、关东煮、星马泰印度特色菜、法式甜点、日本寿司刺生应有尽有,说是我吃过的品种最多的自助餐也不为过。 由于在上海待的时间太短,加上缘缘要倒时差,很多想去的地方都没来得及去,不过也好,凭添了许多美好的憧憬留待以后再来慢慢品味。上海对我们这样的普通中产家庭来说是只可旅游、不太适合居住的城市,走马观花可以留下很多美好回忆,一旦置身其中就会被人与人之间太近的距离、生活中的种种琐碎与忙碌、以及越来越高的房价物价所压迫,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还好,我的下一站——杭州——是更有历史积淀的城市,而我又是第一次踏上西子湖畔的白堤,上海很容易地被抛在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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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缘收到一份神秘的生日礼物

刚开学没几天就听同事说系里有我的一个大纸箱子包裹,我想不起来自己买过什么东西,心想不会是搞错了吧。仔细一看,收件人确实是我的名字,而且从箱子外观看是一个重达38磅的儿童玩具。搬回家把这个dollhouse搭起来花了两个晚上,发现有一层房间的三合板怎么都不匹配,除非反过来,象Inception里的梦幻空间。不管怎么说,女儿很喜欢这份神秘的生日礼物,很快就把房间的摆设按她自己的意图重新排过,而且不断地按钢琴和马桶冲水的按钮。真羡慕缘缘的童年能在这么多玩具的陪伴下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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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女儿乘坐Carnival Elation游轮

新年之后全家坐Carnival Elation游轮从新奥尔良出发到墨西哥的喀族美尔岛,女儿听说船上吃得好还能看表演,出发前特别兴奋。不过上船后发现适合小孩子玩的活动太少,缘缘除了坐电梯、爬楼梯、鼓弄房间里的电话,就只剩下看她自己带的书了。加上天气不好气温低,带的泳衣一直用不上。到喀族美尔刚好赶上下雨,等了半天雨也不停,只好一人买件雨衣在风雨中逛岸上大大小小的商店。缘缘坐在小推车上居然睡着了,她对墨西哥的印象大概就是连绵的细雨和沿街的珠宝、工艺品店以及睡梦中的美食吧,可惜醒来回到船上她却对精美的西餐毫无兴趣,只吃点水果和燕麦粥。 原想船上每晚都该有歌舞表演,可第一晚只是介绍男女主唱和舞蹈团成员,第二晚以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摇滚歌曲为主题,主唱的水准还不如美国偶像里的业余歌手。第三晚因为有Saints的比赛表演取消了,好在Saints没辜负我这样的球迷的呐喊,最后靠一个field goal赢得了wild card round,可太太和女儿就无聊了,只能在船舱里看电视打发时间。最后一晚的主题WIN倒是挺吸引人,可是每次歌舞一起缘缘就不耐烦,看来她小小年纪就对表演的好坏有了分辨力。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把赌场里能玩的Table Game都尝试了一遍,而且在Craps上赢了一百多,算是把小费和照片的钱都赚回来了。太太说Elation是她坐过最差的游轮,以后再带缘缘旅游只能坐迪斯尼的游轮,不过想到要开车去佛罗里达而且船票贵将近一倍,还是等缘缘大一点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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