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新闻与政治

流亡海外的异见人士里，没有哪个人能和发起爆料革命的郭文贵产生的持续影响力相比。郭文贵拥有自己的媒体平台，组建了新中国联邦，在世界各地拥有不少海外华人支持者，传播了很多官场和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八卦。这中间有些得到了部分验证，有些直接被当事人反驳，有些可能永远无法得到验证，比如中共高层在海外的财富布局和与之相关联的91和94号文件。 爆料的机密文件，核心叙事其实已经不再是秘密：中共领导层已经变成几大家族控制的代理人，他们把家族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之前，帮助海外资本建立血汗工厂收割韭菜，悄悄把子女和财富转移到海外，然后通过意识形态洗脑美化改革开放大国崛起和中共领导人的丰功伟绩。不过这些说法结合权贵贪污腐败搞娱乐明星养私生子的故事，最多也只是帮郭文贵吸引些人来收看他的直播，对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并没有直接影响。然而，新冠疫情爆发，世界范围内大量人口被感染，许多生命由此而逝去，归根溯源，人们的目光重新聚焦到郭文贵曾经说过中国军方秘密准备超限战的生化武器计划，于是阴谋论应运而生。 新型冠状病毒最早的病例出现在武汉，当时认为是一种像2003年非典型肺炎一样的病毒，所有确诊患者都去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于是该市场被封，卫健委的专家组很快去武汉调查，根据武汉各大医院的病历分析得出可防可控的结论。尽管事后看来，湖北和武汉当地官员隐瞒疫情，打压吹哨人，可能还有来自中央直属公共卫生机构的压力，但很快钟南山就出来发声了，然后武汉宣布封城了，再然后在习大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下，中国疫情控制住了，人民可以复产复工了，可以对外输送口罩和医疗防护物资了，而世界上许多国家却仍在疫情爆发的路上。 与之平行发生的另一种叙事是，闫丽梦博士受她博后老板所托，开始调查新冠病毒传染武汉地区的真实情况，她发现了新冠病毒序列与舟山蝙蝠冠状病毒序列存在高度相似性，而香港病毒专家袁国勇曾经说过舟山蝙蝠病毒但立即被财新辟谣，只是后来张永振上传了真序列才验证了所谓辟谣其实是在搞灯下黑，掩盖舟山蝙蝠病毒为中共军方实验室分离的事实。闫博士通过爆料革命的路德社在2020年1月19日匿名传递出新冠病毒是经过实验室改造的生化武器，将会人传人大爆发，中共故意隐瞒疫情，许多病毒和流行病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存在利益勾兑，不敢发声。闫丽梦从香港逃到美国，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也与几个匿名学者合作写了关于新冠病毒的两份报告。由于她身份特殊，被爆料革命当做年度女英雄，得到班农、纳瓦罗、朱利安尼等人认可，并极大地影响了川普政府对新冠起源的看法。 然而，阴谋论自然不会到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就嘎然而止。事实上，人类与传染病的搏斗贯穿了几千年的历史，直到近代科学发展出分子生物学、病毒学、免疫学等细分学科，公共卫生防疫政策才算是在科学指导下对突发疾病采取了行之有效的防控手段。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一个宏伟的蓝图就是建立世界范围内的疾控预警体系，一旦发生突发传染病，应急响应需要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引导下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武汉疫情爆发，钟南山暗示病毒的源头并不一定来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华春莹都指美国军方实验室之前就做过病毒相关研究，还秘密掩盖实验事故，联系到传染病所长福奇多年的经费来源，美英澳长期与武汉病毒所的合作，就算病毒泄漏这个锅也不能只由中国来背。新冠病毒更大可能是深层势力（所谓操控国际新秩序的影子政府）在很多年布局基因改造研究时不小心发生的意外，恰好被一些政客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谈判的筹码。 在新冠病毒上，爆料和阴谋论可以说是相辅相成。最初武小华质疑石正丽，说得过去的理由是新冠在武汉爆发，为什么病毒所那么多专家在病毒测序疫苗研发上毫无作为。后来闫丽梦指出RaTG13根本不是完整毒株，其分离样本不存在，序列可能是杜撰的，石正丽直到转去复旦后都没有做出回应，让科学界的信誉全失，也是普通民众对专家学者不再信任的原因。阴谋论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媒体选择性报导，不让反对的声音讲出全部逻辑分析与论证过程，而郭文贵早早看清了这一点，选择爆料来达到证明自己能对美国乃至世界产生政治影响力。他推出G系列，就像91和94号文件，最大的作用就如同牧师布道，跟过去的人以为自己在对抗想要重启人类社会秩序的邪恶力量，但很可能发现病毒就隐藏在身边。 想一想新冠病毒对世界冲击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你不戴口罩很可能在无症状传播病毒，却不知道统计上讲不戴口罩的人群感染率反而更低，只因为他们更注意社交距离；你希望到处旅游、美食美景，却不希望与其他人分享同样的快乐，只因为他们中可能有很少一部分带有病毒。其实病毒本身并没有媒体渲染的那么可怕，可怕的是91和94号文件释放出来的要让世界变成你死我活的终极之战阴谋。

偶然看到有人称Ronald Mahler为“超级大牛”，并对他独立完成随机有限集理论在目标跟踪与信息融合领域的开拓性工作表示赞赏，说Ronald Mahler大量引用自己的论文引的响当当。不料这篇博文被何毓琦教授读到，何教授虽然不了解Ronald Mahler的工作，但是在听取他信任的同行意见后，评价说Ronald Mahler是不得志的二流数学家卖弄不常用的数学(何教授用了形象的比喻“賣野人頭”)自称开创新领域，被某些工程领域的人捧到大牛的高度，实际上远没有够IEEE会士的成就。之后，原博文作者又补了一枪，另有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来参与讨论。Ron Mahler牛不牛，到底多牛才能让何教授佩服不是我这里八卦的范畴，我主要想八卦一下随机有限集理论在信息融合领域算不算卖野人头。当然，本人水平有限，说错的地方还请同行不吝指正，我也不想借Ron Mahler出名，感兴趣听八卦的随便看看，别太当真。 目标跟踪要解决数据关联（雷达回波检测往往并不能提供目标ID的可靠信息，所以需要根据目标的运动轨迹来决定多个量测与多个移动目标间的对应关系）和状态估计（目标的位置、速度、加速度等随时间变化的关系）。状态估计最有效的方法主要基于卡尔曼滤波和扩展卡尔曼滤波。如今各种非线性滤波方法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但是在工程应用中远不及卡尔曼滤波方法普及。数据关联大体分为基于组合优化多假设（MHT）和基于概率关联（PDA）两类，它们都能与卡尔曼滤波结合从而解决多目标的跟踪问题。我的博士导师Y. Bar-Shalom主要提出基于PDA/JPDA的滤波器设计，可以改进卡尔曼滤波方法，改善雷达杂波干扰下的目标跟踪性能。他和H. Blom还把交互多模型状态估计器方法用于机动目标跟踪，在多个实际系统中取得显著的性能改进，从而奠定了其在目标跟踪领域大牛的地位。原博主说Bar-Shalom对Ron Mahler的随机有限集理论有兴趣，并跟进PHD滤波方法的研究，我觉得不太准确。Bar-Shalom喜欢简单、直观、实用的方法多过对理论上繁琐但或许更严格、更一般化“体系”的偏爱，他对工程问题的处理方法给了我很深的影响。Ron Mahler搞随机有限集理论，到我读博士时也有十多年了，印象中Bar-Shalom从未正面评价过Ron Mahler的理论，即使当时更热门的粒子滤波他也觉得方法太一般化，没有体现目标跟踪问题的特殊性。我曾经试图理解Ron Mahler声称的“基于贝叶斯统计推断的方法用于目标跟踪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最终我还是觉得实际工程问题都可以从贝叶斯统计推断入手，没必要套用随机有限集。此外，说PHD/CPHD用于对随机有限集上的近似滤波可以完全绕开数据关联，我觉得也有点夸大其词，并没有直观的评价方法能够比较用Ron Mahler理论搞出来的跟踪算法和用Bar-Shalom的经典跟踪著作实现的算法哪个更好。你可以说数据关联不是基于随机有限集的状态估计所必须的，可很多数据融合问题没有关联的结果连直观的解释都成问题。所以，我尽管喜欢随机有限集将目标检测与跟踪结合为一个整体的随机过程，而且发展出一些便于计算的参数模型，但是我对很多具体滤波方法的工程意义仍有疑问，特别是关于目标个数统计分布的估计。 在介绍完基本背景之后开始Ron Mahler的八卦。我第一次见到Ron Mahler本人是在2003年WOMOT听他的专题报告，当时CVPR最后一天，那个多目标跟踪的研讨会基本没什么计算机视觉领域的人来听，我在Ron Mahler报告结束后问他几个问题，他很有点不耐烦，后来知道我是Bar-Shalom的学生态度有所变化，但还是没有仔细听完我关于贝叶斯方法的解释就一顿狠批并建议我读他的一堆文章。可以想见，他大量引自己的文章，无视别人的相关工作以及评审人意见，在同行评议的期刊发论文得多艰难。不过，Ron Mahler热衷于到处演讲，这也不难解释他的大量SPIE会议文章——这些论文无需同行评议，其中可能有Ron Mahler的得意之作，但认真读的不会很多。我认真读了Ron Mahler在T-AES上介绍随机有限集理论的文章，感觉把他驳斥假想敌的论述去掉更好，或者找何教授认识的专家评论一下，让Ron Mahler再回应会看得更过瘾，但不论怎么讲我不赞同何教授”卖野人头”的评价。我想说，Ron Mahler并不象原博主描述的那么不食人间烟火，一个人经营随机有限集理论几十年，直到最近才在信息融合领域变得很火。他的工作也不象何教授所批评的那么刻意卖弄数学，搞出一些晦涩难懂、工程上很难实用的结果。但是，最近大量跟风PHD/CPHD等相关滤波与估计的工作其价值还有待时间检验，我个人倾向于它们大多只停留在IEEE会议和期刊论文阶段，很难产生和Bar-Shalom的IMM/PDA工作相当的影响。如果卡尔曼滤波算大牛，Bar-Shalom的跟踪与融合算法算中牛，Ron Mahler的贡献也许能被我这样一点都不牛的人奉为小牛——而他的个性比我所钦佩的一些大牛还要特出一些，难怪何教授矫枉过正地批评Ron Mahler自引兼灌水且自我感觉良好，然而何教授收集的那些负面评价多半夹杂了圈内精英人士的情绪，反而给人一种酸葡萄的感觉。

方舟子质疑韩寒有代笔主要基于文本分析，发现韩寒少年时创作的“天才”作品不仅文笔老到、引经据典、有中年人经历的特殊的时代烙印，而且和后来韩寒（以及他父亲）关于创作过程的说法存在许多矛盾，对这些矛盾韩寒缺乏合理的解释。有网友试图比较词频找出韩寒和他父亲的文章间超出和其他文学作品的相似性，从而“科学”地研究如何寻找代笔嫌疑人，其用到的统计和聚类方法被破破的桥指出存在严重缺陷。破破的桥进而认为，方舟子和其他质疑韩寒的人所列举的疑点只能算韩寒有代笔的弱证据或忽悠，即使出现再多的弱证据，也不足以“断定”韩寒有代笔，所以想确定《书店》或《求医》并非韩寒所写基本没有可能（原文）。 此文一出，立刻被虚逐子反驳，认为即使单个疑点的代笔推断可能只是弱证据或忽悠，只要疑点足够多而它们间又在统计上条件独立，那么汇总起来也足以使得代笔指控的证据链足够强大（原文）。接下来“被打飞”登场指出，如果这些疑点是从大量韩寒的文本中精心挑选出来的，那么基于条件独立假设的计算就不能成立，而这常常被用来作为阴谋论的统计基础忽悠外行（原文）。 我个人认为，方舟子想说的是韩寒不是所有署名韩寒作品的原创作者，具体什么人帮他出谋划策润色修改，并不需要质疑方出示强证据，甚至弱证据也不需要。而虚逐子从统计推断的角度解释了，即使单个疑点的似然比很弱——比如P(《求医》写九十年代看疖疮经历出现描写八十年代或更早的医院场景|有代笔)/P(《求医》写九十年代看疖疮经历出现描写八十年代或更早的医院场景|没代笔)在有些人看来也许只有不到2，你要非说超过10我也没法反驳——可所有疑点叠加起来如果用似然比相乘就很可观了。不论先验概率P(没代笔)多大，只要先验概率P(有代笔)大于零，其后验概率就不能忽视。要是大量弱证据是从韩寒所有作品里精心挑选的疑点是否会改变似然比的计算呢？我认为，如果条件独立的假定成立，那么证据的来源并不改变统计推断的计算。问题是条件独立的假设不好验证，如果全部质疑都来自方舟子，那么疑点间条件独立就有点可疑，如果分别来自多个阅读韩寒作品有文学鉴赏能力而无与方韩厉害冲突的网友，那么疑点间条件独立的假设就可信一些。我看了张非常对部分疑点的归纳，觉得其中至少一半疑点的似然比超过2，套用《非常了得》里姜振羽老师的话，非让我判断的话“有代笔”的推断偏真。对我来说，不论韩寒如何反击，P(《求医》写九十年代看疖疮经历出现描写八十年代或更早的医院场景|有代笔)接近1基本不会变。如果韩寒一直讲真话有诚信，而他也能合理地说明自己装老成、写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有其创作基础，P(《求医》写九十年代看疖疮经历出现描写八十年代或更早的医院场景|没代笔)可能由0.4变到0.9。问题是方舟子给出了韩寒说话前后矛盾的许多证据，而且引自韩寒（还有他父亲）发表的公开作品和访谈视频，所以这也就几乎堵住了我提升P(《求医》写九十年代看疖疮经历出现描写八十年代或更早的医院场景|没代笔)的依据。以前《新语丝》讨论天气预报的概率计算时，我曾写道，“对靠直觉草率判断的人来说，还是要记住：写清所有假设然后再开始做推断”。我不知道所谓“样本总体很大”的假定在方韩之争中如何描述清晰，但我相信似然比的计算不需要所谓古典概率在频率意义下的解释。

我关注新语丝和方舟子打假，基本上属于不发言纯看热闹，唯一一次在自己博客上写了几句对周志华教授被指控剽窃的看法，还被收入新到资料，而我此前竟然对这一转载全不知情。看方舟子打韩寒的假引起网上网下粉丝非粉丝们的极大关注，而大家关注的焦点似乎只在韩寒究竟有没有代笔上，我不禁想对这个社会究竟在包装怎样的“少年天才”发表几句议论。 韩寒在被麦田怀疑有团队包装有人代笔之前，俨然一个大众明星、青年偶像，功课不好但是作文竞赛得一等奖，引经据典笔法老道却又表现出对装逼的不屑和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满，不到三十已经是赛车明星、高产作家，文学圈、体育圈、娱乐圈、公共知识界没有他不敢开牙的，而越这样他就越得到青年粉丝的追捧，可能许多人希望从韩寒离经叛道的成功之路上意淫自己对现行社会体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对韩寒天才的崇拜就如同欣赏体育明星的比赛，至于体育明星为成功所付出的汗水粉丝们多半兴趣不大。 如今方舟子指出韩寒在文学方面水平有限，访谈和博客文章中许多说法前后矛盾，最初获得作文比赛一等奖涉嫌评委违规操作，这些对“青年偶像”来说都是致命的。韩寒的反击从人身攻击到拿出手稿自证清白到欲告方舟子于法庭，我觉得这和“偶像”本人实际水平颇为相符，不象是团队炒作。本来我不看好方舟子打韩寒代笔的假，觉得这个不象论文抄袭那么容易比对，就算韩寒（以及他父亲）写作水平忽高忽低，说话前后矛盾，怎么就不可能是故意装出来的，表明“天才”也会曲意附和大众口味，一切不过都是演戏？再仔细过滤一遍方舟子的质疑之后发现，方的确是以科学研究的态度对韩寒公开发表的文章言论中的逻辑矛盾加以评论，明眼人一看韩寒的表现即知，不论过去有无代笔，以他应对质疑的水平，被捧为公共意见代表和文学天才是多么的滑稽。 我感兴趣的是韩寒通过炒作得以成为另类知识分子乃至意见领袖的社会基础。为什么看到一个少年创作出只有成人才写得出的《书店》、《求医》就欣喜若狂？为什么《杯中窥人》竟出现拉丁文评委们就奉为神作？假如韩寒不是年轻英俊，有体育文学娱乐多栖前（钱）途，凭借这样的作品是否值得精心包装、隆重推荐？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一个少年在缺乏必要的写作训练时是幻想象韩寒这样卖弄学问一夜成名，还是踏踏实实写出和自己实际年龄相符的真实的社会感受？在年轻时暴得大名未必是好事，因为之后要维系一个神话就必须更大限度地卖弄，装作自己在很多领域都曾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后再故作姿态表示对辛勤钻研的知识分子们的不屑。然而社会竟然接受并鼓励着这种所谓的少年天才，直到方舟子出来较真，让我看清真实的韩寒，尤其是韩寒的实际水平和包装出来的作品间的反差，在方舟子的理性分析下显得越来越大。 一个浮躁的社会有人造星、有人追星，当明星终被盛名所累从偶像的圣坛上被方舟子扒得只剩底裤，起哄看热闹的人们可曾认真想过这一切得以发生的社会基础？对大多数十四五岁的少年来说，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赛车），尽最大努力把它做好，这比尝试装老成、掉书袋、骂社会、故意捣乱、考试不及格重要得多，如果后者居然成为“天才”的个性招牌，进而被接受为作文的评价标准，那我看与韩寒的装病求医相比整个社会倒是病得不轻。

今年运气颇差，连出了两次车祸。幸好只是我一个人开车，而且人没事。 感恩节当天晚上开我太太的SUV去Toys R Us给缘缘抢了一个玩具厨房，结果出了商场刚上Veterans Blvd就被一辆黑色的尼桑撞到右后侧，然后对方一脚油门就迅速消失了。我隐约看到司机似乎是个黑人小伙，车子后面没有车牌。警察做了简单记录，给了我一张事故记录，我知道找到肇事者的机会微乎其微。两周后的本地新闻报道说，在十号高速公路上发生严重事故，一辆SUV从侧面被撞上隔离带而起火，司机当场死亡。警察正在尽力寻找一辆肇事的黑色尼桑车——我不知道这和我那次车祸有没有联系。 今天去玫瑰园给缘缘买小笼包子，回家路上又是在Veterans Blvd上发生追尾——一辆本田CRV撞上林肯出租车然后出租车又撞到我的车尾。本田后面的Mini Van刹车不及也追尾了。四辆车停在繁忙的Veterans Blvd上等了半小时警察才来，不过司机们都很有风度，不停询问其他乘客有没有人受伤，还帮助疏导过往车辆。我的车尾被撞凹一点点，属于受损最小的，可等事故处理报告耽误了接缘缘，还让太太紧张了一下。看来3700 Veterans Blvd是我今年交霉运的路段。 圣诞节前收到刘刚送来的礼物，一个黑色的Kindle Fire，虽然喜欢可心里觉得这么重的礼有点受之有愧。不过这也刺激我想办法把缘缘喜欢的Zoodles里的视频转到Kindle Fire上去。Amazon有一点让我不爽，Kindle里的音乐视频图书总想让你花钱，免费的东西大多不好用，唯一能让我试用的只有Prime会员影视收藏，没想到第一个推荐视频竟然是Steve Jobs。还有一位不知名的朋友送我美女与野兽3D的试映票，我希望明年一月七号能带缘缘去看。不过缘缘最近身体欠佳，晚上睡觉前把白天吃下去的东西都吐了出来，真不知道她能不能恢复到以前走虎虎生风的状态。逢年过节最容易出车祸，希望朋友们的问候和祝福能把我今年的霉运都扫光，明年又是新的一年，我真心祝愿所有关心我和我关心的人都能平安快乐。

收到朱培松、何涛关于高中同学返校庆祝毕业二十周年的活动安排和剪辑的照片，一下让我回忆起许多熟悉的面孔和感人的往事，我真希望自己能置身其中或者为那些年迈的师长做点什么，至少由衷地说一声谢谢。朱培松让我随便写点什么，可能觉得我在高中时曾是个“笔杆子”，写起东西自然挥之即来。其实我记忆并不好，很多同学看现在的照片都叫不出名字了，我倒是很喜欢小刘《写给那天》的诗行里有些事情我曾参与其间。之后看到当年的班主任刘惠新老师写下回忆性文章《永远的三班》，我感动之余，记忆的闸门又慢慢打开，但是作为曾经写下《初夏时节》的一个高中生，我想就以下细节与刘老师商榷。 在“动乱暴乱”的日子里，同学们讨论要不要去游行，班长朱培松首先表示了不要去，刘在恒发言：“我赞成鲁迅先生说的话：ˋ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我不赞成去……。” 那次游行我们三班只有个别同学去了。 我不记得当时班上有过要不要游行的讨论，也不记得我的好朋友刘在恒曾引用鲁迅的话反对当时的学生会对在广场绝食学生的声援。我可能属于刘老师文中的“个别同学”，由于在十二中校外维持交通秩序，疏导救护绝食学生的车辆驶往丰台医院而被关在校外无法回宿舍。我曾亲眼目睹被拦截的军车给救护车让道，还有其他十二中的志愿者从食堂推三轮车给进城官兵送豆包和馒头。我和戴正楠之前曾到广场录下了游行大学生的采访，我们都不赞成高中生上街游行，但是希望以最真实的声音告诉同学们我们听到和见到的。这之后的六·四事件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促使我写下报告文学体的《初夏时节》。说实话，我对自己当时行为可能的政治后果认识不足，但是我敢说十二中的志愿者中多数只是希望声援绝食的大学生，《人民日报》社论后还想去游行的几乎没有。相反，十二中校方四·二六之前对学生上街态度暧昧，之后调子急转直下，刘老师之后对动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清算倒是紧跟我党，不过我个人思想肤浅，认识不到那个层次。我和方舟子有一点类似，至今推崇鲁迅，其为人与为文皆为我之楷模，所以我不希望他的话被曲解，甚至引申为八九年时的执政党堪比北洋军阀，不论这引用是否出自小刘之口。 刘老师对我一向关爱，师恩难报，但是我还是要把这个质疑提出来，希望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回忆录里，关于影响中国走向的重大事件的记忆能尽量准确一些，也希望十二中88届三班的同学们斧正。 永 远 的 三 班 ——写在同学们20年聚会之际 刘 惠 新 “刘老师，我是谭康……”接下来是问候，是邀请。放下电话，我整理了一下被突然而至的喜悦打乱了的思绪，回到了20年前我们的高一三班。坐在桌前， 拿出笔，铺开纸——地写着同学们的名字，也考验着自己的记忆。一张张年轻的、活泼的面孔都浮现在眼前了，我又回到了同学们当中。 应该是高一的第二学期，我接了高一3班班主任工作，开学后第一次进到教室，就感到了这个班的与众不同：第一排的座位上除了一位瘦瘦的女生，全是高高大大男生，后来明白了：座位是可以自己选的……。 接下来是上课，课堂上从来都不冷寂，只要一讨论，大家争先发言，尤其是男同学，非常活跃，也使得语文课很生动。记得上《孔雀东南飞》一课分析焦仲卿的性 格，同学们纷纷表示了对于这个人物的气愤，说他懦弱、没有血性等等，当时沈炯举手发言：“他不是个男人，据我考证，在汉代确实有女扮男装的风俗……，”于 是大家笑成一片，我也忍不住了，沈炯却不笑，依旧很认真：“真的……”。这虽是个插曲，却使我们的课堂轻松，快乐。 介绍学习经验的班会上，外语课代表李沁非常认真介绍了自己学习的方法，有些同学提出问题，李沁一一作答；语文课代表丁朝欣平时是一位不苟言笑的同学，该她发言了：“我吧，都是在学习其他科累了的时候学习语文……”一片笑声。 在一次班会上，王卫同学检查，开始很严肃、认真，该说结束语了，他转向我说：“老师，我问一个问题，个人主义多了是不是就变成集体主义了？”同学们大笑。我也笑了。 在“动乱暴乱”的日子里，同学们讨论要不要去游行，班长朱培松首先表示了不要去，刘在恒发言：“我赞成鲁迅先生说的话：ˋ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我不赞成去……。” 那次游行我们三班只有个别同学去了。 我那时也还算年轻，天天的与同学们共同的快乐着，也“战斗”着。我感到很满足，我喜欢这个“热闹”的但有个性的集体。 我希望每一天都看到同学们愉快的笑脸，希望每一个同学都有进步，我希望每一位同学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面对自己的要走的路。希望每一个同学都考上理想的大学。 …… 三年一晃就要过去了，在准备高考的日子里，学习一天比一天紧张，往日的欢乐少了，调皮少了，多了匆忙，多了严整，同学们正在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我知道：他们长大了！ 考场上，同学们认真的答题，教室里静静地，我的心中常常会生出莫名的不舍：没有多久，他们就会各自东西，一下子从我的视线之中消失了，会很冷清，很寂寞，虽然少了许多责任，但又失去了大朋友与小朋友之间的默契与友爱。 …… 我们的三任班长：楚小玉，稳重大方，做事有板有眼； 朱培松，认真执着，坚持严格管理； 何 涛，善解人意，管理有张有弛。 高考第一天的早晨，何涛把班里的钥匙交到我的手中：“老师，昨天我们已把教室整理好，该交总务处的东西都写在黑板上……。”我接过钥匙，眼睛有些模糊，说：“好好考试吧……。” 那时我孩子很小，班里所有的干部都给与了我工作上的帮助与支持，感谢三班所有的领导，所有的同学。 …… 我后来不止一次的跟老师们说：这个班是我当班主任遇到的最好的班，同学们有个性，但很友爱，大家都为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而努力，三班是一个宽松而不失严谨，幽默而不失严肃，热烈而不失平静的和谐的整体。和三班的同学们在一起，是我教学生涯中感到最温暖的一段时光。 “往事并不如烟”（这是著名作家张怡和一本书的名字，借用一下），20年过去了，虽是往事，却历历在目，它带给了我智慧，带给了我动力，带给了我快乐。 …… … Continue reading →

飓风过后的五年，新奥尔良发生了不少变化，这几天各大媒体云集法国角，电视里也都是对当地人民生活和重建的报导。我所在的学校在飓风过后经历了紧急财政状态，重组了一些系和学科，学生从回来不到一半到慢慢恢复正常水平，如今又面临州里最大的经费削减。我们工程学院的院长退休了，系里和我同时来的同事基本走光了，当年一起逃难的朋友也搬走了。今天和最坚定地留在新奥尔良的朋友一起吃午饭，聊圣徒橄榄球队，聊美食，也回忆这些年朋友们的聚散。缘缘今天特别乖，让我们的午饭吃得很尽兴，希望她的童年不要再经历象Katrina飓风这样的磨砺。晚上看了娄烨导演的新片，春风沉醉的夜晚，镜头一如既往地摇晃，场景依旧朦胧，情绪依然涌动着暧昧与哀伤，只是演员们我已不再熟悉。拿《颐和园》的标准要求，这部片子有点让我失望，而且注定不能在内地上映。

信息融合国际会议今年在风景秀丽的山城爱丁堡举行。会议中心(EICC)并没有自己的酒店，我住在了离它最近的Premier Inn，靠近Haymarket车站，去机场坐Airlink大巴就行。会议晚宴在Mansfield Traquair，教堂很气派，不过吃的东西很没有苏格兰特色，不值65镑/人。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从国内高校来参加会议的教师和学生比往年都多，可见现在高校科研条件的提高和对学术交流的重视。

托儿所的劳拉姐姐很喜欢缘缘，可是她要去上课，可能得等到十二月才会回托儿所再看缘缘了，缘缘还挺舍不得她走的。